鼎，在中國歷史文化發(fā)展進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。1840年鴉片戰(zhàn)爭以后的中國，許多青銅器遭遇了顛沛流離的命運。大盂鼎、大克鼎曾為避免被日寇劫掠而埋入地下；子龍鼎曾流入日本，又輾轉至中國香港……所幸，這三件青銅重器最終都留在了中國。

　　前天，中國國家博物館與上海博物館主辦的“禮和萬方——商周青銅鼎特展”，在國博北8展廳開展。

　　開展前一天，隨著工作人員在國博北8展廳小心翼翼地拆開一件特殊“快遞”，上海博物館“寄”去的大克鼎露出真容。此前，大盂鼎曾從國博到上博展出，如今，上博的大克鼎去到了國博。經(jīng)過緊張布展，大盂鼎、大克鼎、子龍鼎以及數(shù)十件相關珍貴文物被精心安置在展廳。

　　子龍鼎，失而復得

　　此次展覽旨在以子龍鼎、大盂鼎、大克鼎三尊商周時期大型青銅圓鼎為切入點，從用鼎制度、造型藝術、紋飾紋樣、銘文內(nèi)容、制作工藝等方面展示青銅鼎的豐富文化內(nèi)涵，體現(xiàn)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　　大盂鼎、大克鼎和子龍鼎不僅是中國古代青銅圓鼎的經(jīng)典之作，是早期中華文明燦爛成就的重要物證，而且它們在近代出土、流轉和歸藏的命運，也充分見證了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輝煌歷程。

　　商周時代青銅鼎的器型有方鼎和圓鼎之分，圓鼎出現(xiàn)較早，流行時間較長，數(shù)量也較方鼎更多。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大型方鼎“后母戊鼎”“杜嶺方鼎”是為人熟知的鎮(zhèn)館之寶，而圓鼎中的翹楚則非“大盂鼎”和“子龍鼎”莫屬。加上此次應邀參展的上海博物館所藏的“大克鼎”，三尊大型圓鼎聯(lián)袂亮相，考其體量和歷史、藝術價值，稱為“圓鼎之尊”實不為過。

　　2006年4月，在中央財政設立的“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(jīng)費”支持下，國家文物局將子龍鼎征集回國。子龍鼎因其腹壁近口緣處鑄有銘文“子龍”二字得名。子龍鼎的圓腹微垂，上承微外撇的立耳，下接三蹄形足。鼎的頸部和足部均裝飾饕餮紋。整器的造型雄偉穩(wěn)重，是迄今所見商代圓鼎中體積最大者。

　　大盂鼎，應征北上

　　大克鼎于清光緒年間在陜西省扶風縣法門鎮(zhèn)任家村出土，具體出土的時間最晚不超過光緒十五年（1889年）年初。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、镈、鐘、盨等，皆為克所作之器，因此習稱大鼎為大克鼎，小鼎為小克鼎。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為工部尚書潘祖蔭所得，潘祖蔭去世后，由其弟潘祖年運回蘇州老家收藏。大盂鼎相傳于清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岐山縣京當鄉(xiāng)禮村，幾經(jīng)輾轉，后為潘祖蔭所有。

　　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，為躲避日寇劫掠，大盂鼎與大克鼎被裝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。蘇州淪陷后，先后有數(shù)批日軍闖入潘家搜查，所幸始終沒有找到。1951年，潘氏后人潘達于女士將雙鼎獻于國家。1952年上海博物館成立，大克鼎和大盂鼎成為上博最重要的“鎮(zhèn)館之寶”。1959年，前中國歷史博物館開館，大盂鼎應征北上。

　　大盂鼎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銅鼎的典型式樣。鼎內(nèi)壁鑄有長篇銘文，共291字，記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一事。銘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、武王的立國經(jīng)驗與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國的教訓，告誡盂要效法其先祖，忠心輔佐王室，并對盂進行了賞賜。銘文追述商周變革的內(nèi)容與《尚書·酒誥》等傳世文獻相吻合，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。從書法角度來看，大盂鼎的銘文通篇布局規(guī)整，書風凝重。

　　大克鼎威嚴厚重，口沿下裝飾變形獸面紋，腹部寬大的紋飾波瀾起伏而富有節(jié)奏感，蹄足上部飾有浮雕獸面。每組變形獸面紋間、足部的獸面紋鼻梁皆設寬厚的扉棱。紋飾線條凹凸、峻深，風格粗獷、質樸、簡潔。商代晚期以來所形成的華麗、繁縟的青銅器裝飾風格完全消逝。這種巨變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、經(jīng)濟和文化的變革。鼎腹內(nèi)壁鑄銘文290字，銘文記載作器者為“克”，他是管理周王飲食的官員，周王授予克的職責是上傳下達王的命令。銘文內(nèi)容分為兩段，一是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，二是詳細記載了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(nèi)容。這篇銘文是研究西周社會政治、經(jīng)濟的重要資料，也是西周書法藝術的巨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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